知道规矩很多，一步也不许乱动。
不由很紧张。
以最快的速度换好衣帽出来，正好赶上一个人从男更衣室出来。每个人在手术室几乎都一个样子，绿色的布褂和裤子，帽子戴到齐眉，口罩遮住大半个脸，只露出两个眼睛。如果个头也一般大，简直分不出来。
我从一次性帽子口罩的缝隙中好不容易确定那只小眼睛属于卢星辉，就跟着他走，要不不是他，我可分不清7-8间手术室中该去哪一间。所有手术室也几乎一样。
常规洗手，泡手，消毒，换手术衣。
以前在书上学过，实际做起来不免有点慌，护士们说起话来从没有好气，不停地给她数落，没有办法，只好老老面皮，反正是戴了口罩，好象加厚了一层脸皮。
我的任务是管器械，阑尾炎是个很小的手术，没有真的器械护士。但器械倒也有20几样，各种型号的刀，剪，止血钳，持针器，拉钩一字排开，如同检阅队伍。一声令下就要准确地找到东西，立刻传递过去。
那边开刀的步骤，也不能拉下，我不停的伸头去看，心里与以前书上学的步骤对照，信息量太大，觉得脑袋实在不够用。眼睛光顾着看无影灯下的手术野，手上于是就不停的出错。器械的行列很快乱成一团糟。巡回护士怨声载道，不停地指正我。但此时朱老师在讲荷包缝埋的关键步骤，我生怕没记住，哪还做得到耳听八方？护士尖利的声音只在耳朵旁翁翁乱响，进不到脑子里去。
卢星辉已经实习两个多月，比我熟悉得多，下了台，他指点我去洗器械，他似乎看出我有点垂头丧气，就安慰我说：“都是这样的，这个叫持续性拉钩，间歇性挨骂。听久了会习惯的。”
恍惚中似乎听见他也给老师骂了好几次，他一付似笑非笑的表情，倒是满不在乎，大概已经久经考验了。
紧张了一个下午，回到办公室，觉得脑子有点缺氧，在电风扇下呆坐了好一会儿，回不过神来。看见黎翼辉，就问他：“下午你干了些什么？” 他摇摇头“什么也没有干，老师不上班，没有新病人。”
看看他百无聊赖的样子，觉得挨骂也还算值得，长见识当然要有代价的。这么想想，心情就好了很多。
晚饭后，仍旧去科室。看了一个手术，我脑子里列了一溜的问题，从洗手次序，到阑尾炎的病理，都需要拖出《外科学》来炒炒冷饭，准备一气呵成，把它解决掉。
所有的实习医生都来了，一屋子的人，气氛比白天轻松了好些。卢星辉派我去问病史，我是新来的，乖乖听他指挥。
渐渐有点熟了，我有什么不明白，有东西找不到，就大声叫“卢星辉”… …他很乐于当“先辈”（日剧中的意思），什么都肯讲。他说：“你看到过老汪没有？副主任”。
我摇头，我认人的本事差得要命。
他瞄一眼门口，说“那个老汪花得很，你小心他”。
女生们全部附和，邢思娟说：“他说话就象这样。”她手搭在我肩膀上，靠过来放软了声音“小苏”。 我赶紧逃开。
说说笑笑间，手里也没有停，病历写得飞快，一晃就10点多。
哎！太多问题，太少时间。
第一天？我躺在床上回想了一下，觉得很满意。也许累过头了，没半分钟，早已经呼呼睡着。
夏天的早上来得太早，光线透过玻璃直射到我的床上。不过6点半钟，上铺的钟灵和对面的徐益萍起了个大早，去帮护士抽血。我给钟灵起床的动静摇醒，干脆也起来了。
老朱一大清早翻箱倒柜地找长裤，昨天她的长裙给老师说了，嫌拖拖拉拉碍事。我也赶紧找了条短裙。
时间还早，我就去看昨天开阑尾的那个病人。她气色大好，居然也还认得我，问我“医生：现在可不可以吃早饭？”
她似乎不明白，并不是穿了白大褂的人全可以算得医生的，比如我。
我想了想，术后吃饭的问题在外科总论里，模糊记得要等肠道功能恢复了才可以，怎么样算恢复，开始吃什么，统统不记得了。考试从来不考这种小问题的，想不到一上班就用到了，于是我只好含糊地回答：“现在还不可以。”看到切口的纱布上血渗出比较多，就马上说：“你不要动，我去拿东西给你换药。”
她伸头看自己的肚子，倒也忘了追问下去。我赶紧出来， 到办公室里翻《外科学》，翻了一下就记起来了：肛门排气嘛！排了气就可以吃东西了，当然从流质，半流质开始。
然后就去换药，一边换一边问她：“你手术后放过屁了吗？”
“没有” 她答。
“要放过屁才可以吃东西，开始最好吃流质。”我说着，心里觉得很好笑。好象考试做弊成功了一样。
这是上班的第二天，昨天去得晚，没有赶上清早的查房，所以还没有做了一天完整的医生。我的上级医生朱声源来了之后，我们就去查房。我和卢星辉跟在他后面听候指示。大清早，他脸上仍旧是一付没有睡醒的样子。
每到一个床位他就告诉我这个病人的诊断，目前的治疗，我的脑袋接受信息过量，又有点翁翁乱响。
看到昨天的新病历已经写掉，药也已经换过，他好象高兴了一点，鼻子里呜了一声表示赞许，脸上是没有笑意的。随即给我指派任务，“这个胆囊炎的病人等下把病历写好…这几个全部要换药…”。
我生怕脑袋记不住，掏出本子来记。
从病房出来，到办公室改医嘱，卢星辉很高兴地把抄医嘱的本子交给我：“我的字不清楚，天天给护士骂。”
这倒不是谦虚，他的字非常潦草，黏呼呼地连成一片，不分彼此。
朱老师依次翻病历牌：“4床，停凯福龙… …”我按他的要求写在医嘱本上，尽力写清楚，越写就越紧张。除了生理盐水和糖水，我竟然什么药都没有听见过，《药理学》上学的一点也用不上。我只好一个个地问过去：“凯福龙是什么药？…PAMBA是什么药？….”好象有十万个为什么要问。
朱声源倒没有露出不耐烦来，只是他的回答高度精练。
“抗生素”
“先锋三代”
“止血药…” …
我嘘了一口气，原来那些古怪的名字只是商品名，实质还是一样，刚才有一刻，我还以为《药理》白学了呢。单商品名和药名一对一的记牢，又得花一番功夫。
因为不断给我解释，改医嘱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卢星辉把我写完的一张送到护理站去处理。
过不了半分钟，一个护士跑过来，挥着我开的医嘱单大声问“这是谁开的？”，她的声音太响，语气太干脆，听起来好象在质问。
我吓了一跳，赶紧承认。
“4床的凯福龙是开啊是停？”她把医嘱单放到我鼻子底下。我看了一眼，原来漏了个“停”字，赶紧补上。
她站在我跟前等我修改，好象在监督我，吓得我重心后移。她白一眼朱声源“再写错扣你老师的钱！”
然后她又拿出一张大声问：“这是谁开的。”我看见黎翼辉一脸紧张，缩了缩脖子。
查完房，我按要求去问病史，没想到，麻烦了。那个胆囊炎的是个40多岁的农民，不会讲普通话，一口地道的吴源土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如听鸟语一般，同是浙江省的，语言竟相差这么多！
没办法，只好求卢星辉来做翻译，他是吴源卫校的，本地人。 他说“可以可以，我帮你把加1床的也翻译掉，病历归就你写拉！”
我知道他怕朱声源又让他重写病历，有求与人，只好答应下来。旁边的病人看见我还带了个翻译，不禁好笑。
采病史和体检，在学校里我们曾经经过严格的模拟病人的训练，是HOPE基金会美国医学会的一个援助项目，难不倒我。只是一下两份病史，工作量太大，于是就埋头苦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