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侵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于１９９５年８月３１日判决如下：
一、由武昌县人民医院赔偿李红安医药费８６６４．７３元（截至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０日止），此款用以折抵李红安所欠武昌县人民医院的医药费８６６４．７３元。
二、驳回双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李红安不服此判决，以自己还有一些医疗费用未给予认定为理由，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李红安先后在武昌县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医院、同济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等医院治疗，共用去医疗费３２５８７．１４元，其中单位已报销１７６９６．１３元，自行承担６２２６．２８元，欠武昌县人民医院８６６４．７３元。李红安的误工损失为２８０５元。
二审经过审理，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李红安所欠武昌县人民医院住院费８６６４．７３元，由武昌县人民医院承担。
二、由武昌县人民医院付给李红安前期治疗费用６２２６．２８元，营养费１２６０元，误工损失２０００元，护理费５４０元，于本调解书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李红安今后在县、市级以上医院治疗丙型肝炎的费用由武昌县人民医院负责。
【评析】
因患者在医院手术后输血感染引起的赔偿纠纷，在审判实践中是比较少见的。对此类赔偿纠纷，是否应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处理，采取什么归责原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从一、二审法院的审理来看，本案未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处理原则和程序来处理，这是正确的。因为，患者术后输血感染有关病毒，并不属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护理过程中的过失所直接造成。医院所备血液，通常是通过采集程序事先采集的，血液是否合格，是采集人员的责任范围；即使是临时采集，也是采集人员应请求采集后供医务人员对患者使用。再者，血液采集后一般需要制成血液制品后供诊疗中使用，医务人员是通过用血申请程序向血库或有关管理者调用、领取，医务人员只负责审查领取的血液制品是否符合所需血型、规格等，并不对血液制品本身进行化验、检查。所以，因血液本身带有某种病毒，造成患者输血后感染该种病毒，是采集中的过失所造成，而不是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护理过程中的过失所直接造成，此不属《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上所称之“医疗事故”，当然就不应适用该《办法》所规定的处理原则和程序进行处理。但本案所涉及的输血所用血液，是作为对原告进行诊疗的同一医院即被告武昌县人民医院所采集的，其应对所采集的血液符合输血标准负责，并且此份血液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故被告实际上是以采集者的名义对行为后果承担责任的，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此点。被告在采集此份血液时，未按卫生部的明文规定对献血者作必须进行的项目检查，而仅凭献血者提供的原藉医院的一份肝功能正常的报告单，就认定其符合献血条件并进行采血，此种行为是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违规行为，留下了危害患者身体健康的严重后果。现被告并不能证明此份血液不带有丙肝病毒，故被告应对所产生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
上述事实同时决定了本案这种情况应采取什么样的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如何承担。从表面上看，本案似乎应采取一般过错归责原则来确定被告有无责任。但按一般过错归责原则，原告需要举证证明的，不仅要证明被告的采集行为违规，而且还要证明该份血液确带有所感染的丙肝病毒，这在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方面，输血后并未马上引起不良后果，现场实物根本不可能予以暂时封存保留，以备检验；另一方面，输血后，从患者血液中根本就查不出所输血液，所输血液与患者本身的血液已经融合一起。所以，按一般过错归责原则要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对原告即受害者是极不公平的，法律上不能将对受害者不公平的救济方法强加给受害者。那么，是否可采取无过错原则呢？也不行。因为，按照无过错原则，只要患者输血后出现不良后果，医院一方就要承担责任，这对医院一方也是不公平的。患者输血后出现不良后果，有多种原因，有的属患者病情或体质特殊而发生的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有的属于患者事先感染病毒所致，也有的属患者事后不注意感染病毒所致。所以，在因果关系难具有唯一性情况下，是不能按无过错原则归责的，况且，法律上也无明文规定此种情况应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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