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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岁那年起，眼病的阴霾就笼罩着我，我不想告诉家人，更不敢对小伙伴们说。在无数个苦思冥想的日日夜夜里，我对前程充满了深深的悲观，曾几度伤心痛哭。在1986年那次不成功手术后的归途中，我差点没从火车上跳入钱塘江，是脑海中突然显现的母亲悲哀的惨象制止了自杀的冲动。我静坐在火车上又翻开了住院期间买的《生活着是美丽的》那本小册子，主人公与我同龄，他在经受了三次开颅手术后，居然还能在轮椅上快乐地生活着。故事再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视自己的举动为最愚蠢、最不孝的表现。打那以后，轻生的念头就彻底地消失了，但务必要寻找治病途径的盛气一直在主导着我，让我长期处于无为的抗争中。
为了治病，在头十多年里，如上篇所述我是四处奔波，此外还曾不惜重金请神婆下仙丹，甚至吞服庙里的香灰。在一次次苦苦求医，又一次次失望的循环往复中，我的身心也屡屡受到伤害，同时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青春时光。
实际上，RP这种眼病的破坏作用虽是持续的却又是十分缓慢的。就我而言，在头十多年间，它并没有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而我却固执地违反自然规律，像只无知的苍蝇在窗户上频频撞击。大多数患者的视力退化曲线是光滑又较平缓的，而我则是呈振动状一大节一大节地下跌的，医生对此的解释总是机械的—是个性的差异，我却认为，这么泛滥的治疗是一个诱因，而屡治不成引起的精神摧残更是导致并发症的重要因素。可惜的是，这样的教训直到不惑之年我才真正地意识到。 所幸的是，上苍并没有完全泯灭我的理智，在与病魔较量又与自身搏斗的岁月里，一些冷静的思索和行动也在不时地进行着。
发病后，我最先想到的是如果真如医生所言，我的视力逐年衰退，五年后会怎么样，十年后还能工作吗？没有工作怎么活？我一度强求自己用拼命的工作来忘却它，但每到夜深人静时，苦闷就爬上心头，甚至整夜都不能入眠。在经历了大约三年的焦虑和彷徨之后，我才从迷茫中理清了一些思路。我想，眼病已经客观存在了，与其在怨天尤人中活着，还不如试着活得好一些，趁现在眼睛尚好之时，多积累点谋生的本领。我坚信，当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兴许真的不会比别人活得差。为此，我给自己定了几个目标，除了那个铁了心的治疗至上的目标外，就是要继续学习，力争在技术上胜人一筹，并努力获得更多的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当时我所从事的三班制工作给了我许多的学习时间，我找准了正处推广应用的晶体管控制这一技术，潜心研究一张张图纸和一份份资料。每到深夜，当同事们都进入了半睡眠状态时，我却捧着图纸在设备区来回穿梭；我还利用业余时间补充自己的文化知识，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当时最紧俏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只要不是深夜班，我的宿舍总在清晨四点就亮了灯，只要不是前夜班，我的宿舍就是最后一个熄灯。一叠叠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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